:十大汽车配件app-王宇平|姚馥兰、张爱玲与《不了情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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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不了情》海报

文华旧片的香港上映

1951年5月底,桑弧导演、张爱玲编剧的影片《不了情》在香港国泰戏院独家上映。这是该影院在影片《哀乐中年》放映“创空前纪录”后的乘胜追击,后者4月3日至31日在国泰戏院上映,“这一部三年前在旧上海摄成的国语片”尚未映完,就有捷报:“在港连映二十五天,观众六万五千三百八十五人;在过去的二十三天中,票房总收入七万五千一百七十元二角”,香港《大公报》即以“国产电影的光辉”为题做醒目表扬(子羽:《国产电影的光辉:〈哀乐中年〉创空前纪录》,香港《大公报》1951年4月27日)。这则报道传达与渲染出的兴奋情绪,恰恰来源并映衬出此时“国产电影”在香港的彷徨低落处境。这里的国产电影,简言之,是相对于西片,尤其是美国片而言的,西片院线在当时占有明显优势,其中“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市场被荷里活电影垄断”(许敦乐:《垦光拓影》,中国香港简亦乐出版,2005年,20页),“港九戏院在八大公司控制之下”(向边度:《从〈火凤凰〉头轮卖座纪录看香港国产片的前途》,香港《大公报》1951年1月31日)。值得补充的还有,粤语片与国语片的双线并行是“二战”后香港国产电影的特点,1949年前后从内地到香港的南下人群成为国语片的制作者与观众。

上海文华影片公司的老板吴性栽1948年底迁居香港,带去了文华影片的拷贝,却难以获得影院上映的机会,相关报道描述说“《哀乐中年》运到香港,已被搁置了悠长的三年,不曾试过这一部片子的大戏院并没有几家,终于还是要经过国泰戏院的银幕才能献给千万观众,才能造成国产影片在港九上映的光荣纪录”(子羽:《国产电影的光辉》)。这里被突出的“国泰戏院”原先是湾仔区放映二、三轮西片的陈旧影院,后与香港南方影业公司建立合作关系,上映其独家发行的苏联电影而大获成功(许敦乐:《垦光拓影》,22页),虽不明确表明立场,却已然是较亲社会主义阵营与新中国的爱国院线。

吴性栽是有电影理想与艺术眼光的企业家,1930年代左翼电影运动在上海蓬勃兴起时,由他实际主持的“联华”电影公司二厂,容纳了一批进步电影人,拍摄出《三个摩登女性》《渔光曲》《神女》等优秀影片;1946年他独资创办文华电影公司,麾下又产生了《不了情》《太太万岁》《假凤虚凰》《夜店》《小城之春》等有着独特人文品格的影片。吴性栽对导演费穆极为欣赏,到香港之后全力支持费穆的电影事业,二人亦曾在解放后应夏衍之邀北上(陈墨编:《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:沧桑剪影 黄素影访谈录》,中国电影出版社,2023年,36页)。关于他们此次的北京之行存在不同说法,其中之一是为开办电影公司到中央打招呼,中央再将相关意见传达给党领导下的“香港电影工作小组”,由负责人司马文森做安排(王为一:《难忘的岁月:王为一自传》,中国电影出版社,2006年,121页):1950年,在吴性栽出资、费穆主持之下,龙马影业公司成立——总体而言,将该公司描述为“左派领导”是符合实情的(黄爱玲:《访韦伟》,《诗人导演费穆》,复旦大学出版社,2015年,172页)。与此同时,留在上海的“文华”主创人员继续拍片,《思想问题》《太平春》《姊姊妹妹站起来》都紧密配合国内时势需求,《我这一辈子》《腐蚀》还被《大众电影》评选为最受观众喜欢的影片。吴性栽并非左派影人,但在上述一系列背景的交织下,文华公司旧片达成了“终于还是要经过国泰戏院的银幕才能献给千万观众”的史实。

首先上映《哀乐中年》,而今已是公认的影史佳作,但在当时的香港,这样一部描述上海市民生活的家庭伦理片,“没有半个被硬捧得大红大紫的所谓女明星,更没有机关布景,没有肉感大腿,没有紧张枪战,更没有不近人情的曲折离奇情节”,却能够“连映二十天,场场满座”,足以让放映方喜出望外,使电影人备受鼓舞了,它被视为理想的国产影片形态,报章总结它的典范意义在于:将“健康的主题”有效地融入电影艺术中,“是全体工作人员严肃、谨慎、认真地工作的结晶,共同献给观众们的一个平淡亲切的故事”(子羽:《国产电影的光辉》);国泰又安排了“特别场”招待粤语影剧界人士“马师曾、红线女、张瑛、白燕、张活游”等人(《〈哀乐中年〉招待影剧界》,香港《大公报》1951年4月23日);另一家真光戏院,也在5月底获权放映《哀乐中年》,此时广告已直接地将该片称为“本年度最卖座影片”了(电影《哀乐中年》广告,香港《华侨日报》1951年5月30日)。事实上,彼时彼刻,这部影片的大受欢迎可能还有一个隐秘却重大的缘由,恰在于它是“三年前在旧上海摄成的国语片”,对于影院里的南下观众来说,影片里旧境旧景、人生哀乐与浮世悲欢,都在召唤和触动他们。

紧接着,情感的拉丝更细更密也更长的《不了情》在国泰戏院登场。电影海报上有对“健康的主题”宣告:“揭露旧式婚姻的病根!指出男女恋爱的正道!”(电影《不了情》广告,香港《大公报》1951年5月21日);也有以导演之名趁热打铁的召集:“《哀乐中年》导演桑弧又一巨献”“本院连满一百一十场之《哀乐中年》大导演”(电影《不了情》广告,香港《大公报》1951年5月24日);不过,比导演名更居视觉中心、字体也更大的是编剧“张爱玲”。此时的张爱玲,还在解放后的上海:她以笔名“梁京”在《亦报》上连载了长篇小说《十八春》,桑弧期待这是她“创作生活上的再出发”(叔红[桑弧]:《推荐梁京的小说》,上海《亦报》1950年3月24日),她也以这个笔名为桑弧导演的新片《太平春》写了影评;她还在夏衍的关注下,参加了“上海市第一届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”。因为《不了情》,她的名字出现在香港海报和报纸上的时候,《十八春》已在报上连载完,她可能为单行本的出版忙着修订,也可能已经在着手写中篇小说《小艾》,几个月后它又将在《亦报》上连载。

《大公报》上的《不了情》广告

影片《不了情》在国泰戏院的上映时间不长,从5月23日到31日,仍是“连日满座”,似乎应和与印证着海报上的那句:“人孰无情,谁能遣此”?

上海女儿“姚馥兰”

那些天里,独自走进国泰戏院看《不了情》的,有一位张爱玲的读者:

在看《不了情》(一九四七)之前。我对于它的编剧者和导演是有一些好感的。编剧者是女作家张爱玲,善于描写女孩子的心理,我读过她的小说集《传奇》,觉得酸涩中颇有甘味。桑弧的导演以细腻见长,《哀乐中年》(一九四九)是一个即使在时间上说来也还不能淡忘的记忆。所以虽然叔叔约我去参加“派对”,我还是推却了。我看悲伤的片子有时难受得会哭,怕朋友们会笑我感情还是那么脆弱,所以这次去看《不了情》,一个人也没有约。

这样的文字“显然”出自一位年轻女性:爱读书也爱看电影,知性而善感。她对张爱玲的文学作品的评价虽只三言两语,却能让读过的人有所会意,没读过的增添了解。她叫“姚馥兰”,在香港《新晚报》副刊“下午茶座”里写影评专栏,5月8日刚开张——那是在《哀乐中年》在国泰映完后不久,她没赶上为之写点什么,直到《不了情》上映才有机会表示仍“不能淡忘”。她的“馥兰影评”专栏以谈论大仲马原著改编影片《几度山恩仇记》(The Count of Monte Cristo,现译为“基督山伯爵”)开场,这部首映于1934年的好莱坞影片,当时正在香港重映。到底是率真烂漫的女孩子,一篇影评就泄露了作者的性别、籍贯与周遭,她的形象和性情也跃然纸上。文章开头即“叔叔”的问话与她的回溯,收尾则是她观影回来,与“谟”的交流对话,寥寥几句,却情境感十足:

叔叔说,“这张片子在上海映的时候,你还拖着小辫子上小学,你不是曾为大仲马这本小说着过迷吗?”

的确,我生命中曾有过一段时期充满着对英雄的幻想,曾躲在房里整天读大仲马的历史小说。

……

看戏回来,谟问我印象如何,我说“不差,就是结尾我不同意。原书几度山了结恩仇之后,携了美丽忠诚的海伊黛,遨遊海上,不知所终。有‘人似风中入江云,情如雨余黏地絮’之妙,令人无限低回,怀念不已,电影中却使他和曼珊黛重修旧好。”

谟笑笑:“团圆总是好的。”(姚馥兰:《几度山恩仇记》,香港《新晚报》1951年5月8日)

中间部分的具体评论,显示了作者不俗的文艺修养与品鉴能力,遣词造句尤显委婉柔和,也会忍不住说笑打趣,如同亲切灵动的邻家女孩在聊天。“馥兰影评”差不多日日更新,这位当时稀有的“女性”影评人,有意识地营造起女性特质的限制视角,同时呈现“她”的日常生活:出现尤多的是在香港与之生活的叔叔一家,包括叔叔、婶母、小表妹阿玲、表弟丁谟、胖子表哥等,他们错落有致地现身,七嘴八舌地提供不同人群的观影感受,这些构成了电影批评实质内容的前置语境,让读者觉得轻松自然、可信可亲;在此基础上,姚馥兰又与普通邻家女孩拉开距离,呈现沉稳好学、知性善解的一面,传达自己的电影观点,引导读者理解影片。

姚馥兰的《不了情》评论刊载于5月27日,正是影片上映期间。她在文中介绍了影片故事,说到里面的情节有许多小说、电影都用过,但导演桑弧仍能不落窠臼地处理细节并巧用道具,“情感刻划得非常细腻”;她不太满意陈燕燕的表演,指出她“在片中说话腻腻的‘浓得化不开’,是我日常生活中从来没听见过的”,她并未像观影前所担心的“难受得会哭”,而是“看了之后,有一些‘此情可待成追忆,只是当时已惘然’之感”——这些点到即止的评说可算敏锐,近三十年以后,张爱玲为《不了情》改编的小说《多少恨》撰写“题记”,就说到陈燕燕身上“特有的一种甜味”,并将《多少恨》收入了名为“惘然记”的文集,文集序言里念叨与回荡的也就是李商隐的这句诗(张爱玲:《〈多少恨〉前言》,收入《惘然记》,中国台湾皇冠出版社,1983年)

刊载“馥兰影评”的《新晚报》是《大公报》的子报,属于当时香港左派文化系统,它是香港左派文艺界适应时势需要,调整布局与策略的产物,办刊方针灵活务实,是更为贴近市民生活的“面目不左的晚报”(罗孚:《当〈新晚报〉创刊时》,香港《文学研究》2006年9月第三期)。 “馥兰影评”无疑是这随和平易的“晚报风”的典型代表,与此同时,它仍葆有着左翼电影批评的传统:要求影评人是“一个进步的世界观的所有者”(夏衍:《电影批评的机能》,《夏衍电影文集1》,中国电影出版社,2000年,12页),重视影片的启蒙与教育功能。在这篇《不了情》影评的最后,姚馥兰的态度由低徊转为昂扬,表明她“很不同意”影片“灰暗的结局”与“这种完全没有出路的绝望”,并对影片的人物塑造与意义揭示提出批评,“是不是要年青人都甘于做‘命运’的奴隶呢?为甚么把他们表现得那么懦弱,那么衰老呢?就说揭露病态的社会吧,也不够深刻,只是在一些小事上进行讽刺,而不是作有力的批判”。

作为一位来自上海的、在香港投亲的年轻女性,姚馥兰的“双城”初始设定竟有些像张爱玲小说《沉香屑·第一炉香》里的葛薇龙;但除此之外,再说不上什么相同。姚馥兰看《不了情》之前说自己“感情脆弱”,但读完她这篇七百多字影评文字,尤其是结尾处,读者会觉得她对此要么夸张要么谦虚。她是非常有主见的,专栏写作也格外有形式上的自觉。过了几天,5月31日,她宣布要将专栏名做一字之改,由“影评”变为“影话”,“有许多人觉得我写的与一般的‘影评’不同,既然来信中十分之九的人都觉得这种方式很有兴趣,我以为还是可以如此继续下去的”,她自称是“闲谈式影评”,强调自己年轻女性的身份与日常情境化的影评书写,“一来,自己常觉得不好意思,一个年纪轻轻的女孩子,有甚么资格对人家长期辛勤工作的成果妄下断语呢?二来,我常不自禁把自己日常琐事拉扯进去……所以从今天起,决定把‘影评’改称为‘影话’”(姚馥兰:《答读者》,香港《新晚报》1951年5月31日)

“馥兰影话”

“馥兰影话”就这样写了一年多,除了电影相关的讨论,姚馥兰的性情喜好、往来亲朋与日常环境,亦在这“闲谈式影评”中渐次显露并勾勒清晰:她的叔叔大约是一位心向祖国的知识分子,订阅着“大陆权威报纸”(姚馥兰:《雪姑七友传》,《新晚报》1952年8月4日),家庭气氛欢乐和谐,“我们家里大家天天笑得一塌糊涂”(姚馥兰:《全身的和谐》,《新晚报》1951年8月28日),婶母贤惠、表妹阿玲烂漫、表弟丁谟陪她看电影最多,讨论也最多,可他要去广州继续求学的话,姚馥兰就没了伴,哦,还有一个胖子表哥天天要打太极拳;也许是写影话的缘故,姚馥兰与电影界人士交好,她常去摄影场,觉得导演李萍倩和朱石麟最是可亲可敬,女演员韦伟是她相当熟的朋友,也是她口中的“阿姊”……

这个专栏可说是很成功的,值得一提的证明是姚馥兰受邀为《长城画报》撰写每月的刊首“特稿”一事。《长城画报》是以“长城”电影公司为主的香港左派电影宣传月刊,她的特稿首次见刊时,“编者引言”做了如下介绍:“读者对本文作者姚馥兰的名字总不会太陌生吧,姚小姐是香港《新晚报》‘馥兰影话’专栏作者,所撰影评深受广大读者欢迎。”(姚馥兰:《谈看电影》,《长城画报》,1952年3月第十四期)刊物的“特稿”不同于报上的“影话”,这个“年纪轻轻的女孩子”褪去了小女儿情态,不再拉扯家常,将那些更具综合视野的电影话题有条不紊地说来,更见沉稳笃定,读者大概会有些见证她成长成熟的感觉。

1952年8月16日,姚馥兰在《新晚报》上忽然告知读者:

这可能是我在《新晚报》写的最后一篇“影话”了,一年多来不断和亲爱的读者们谈论电影的事,也收到了许多读者的来信,突然要离开这地方,不免很是伤感。昨天收到妈妈来信,说爸爸生了病。

我有两年不见他了,必须回到上海去看看他。回去之后,大概短期内是不回来了。

值得安慰的是,我最后写的一篇“影话”谈的是一张很好的片子。如果读者们觉得我的意见还有值得参考的地方,我希望你们去看看这部电影。

她最后推介的影片是龙马公司的费穆遗作《江湖儿女》,由朱石麟、齐闻韶完成。在文中,她谈到该片因港英政府的审查遭到删减,“以致有些地方显得不连贯,尤其一个非常精彩的结尾突然之间消失了。原来的电影中是说这一群人都要回国去,过一种幸福快乐的生活。这张片子现在正在北京、上海上映,如果赶得及,我想到上海去再看一遍完整的”(姚馥兰:《江湖儿女》,《新晚报》1952年8月16日)

几天后,《新晚报》的副刊编者谈到姚馥兰临走前给他的信,“要我把这件事告诉读者,那件事又告诉读者,说了很多”,他索性删去了信中的私人相关部分,将这封“姚馥兰小姐的信”刊发了出来。她恋恋不舍于她的读者们,感谢他们的来信,说有的“把我的‘影话’每一篇都剪下来贴起了”,有的“愿意来给我送火车背行李”,更感激“一位读者在病中给我写了信,他最后问候我爸爸的病”;她信中更关键的信息是“影话”将由她的同学好友林子畅继续:“我从前写的‘影话’中,有叔叔的意见,有小表妹的意见,有胖子表哥的意见,有你与子畅以及其他许多朋友的意见。大概我们三人长期在一起念书,受同一的老师指导,所以看法最能统一。”她谈到了林子畅的性格、可能的写作风格,还希望他仍能带上小表妹阿玲去看电影,“《新晚报》的‘影话’、请她看电影、吃雪糕这三种东西是三位一体的”(姚馥兰:《姚馥兰小姐的信》,《新晚报》1952年8月21日)

在这极为负责妥当的告别之后,在第一则影话里就表明自己“上海女儿”身份的“姚馥兰”回家了,穿过“竹幕”,回到新中国。在她回上海的前一个月,《传奇》的作者、《不了情》的编剧张爱玲以继续大学学业为由,抵达香港。

金庸与张爱玲,关于电影的一点交错

从电影观点到日常生活、从“影话”到“特稿”、从上海到香港再回到上海,影评人姚馥兰的个人故事似乎过于完整且别有意蕴:她是左派报纸的影评人,在香港昙花一现似地写作活泼平易的影评,然后像她推崇的电影《江湖儿女》的主人公们,以“回到祖国”作为光明的尾巴,申明了她的立场,完成了她的形式。多年以后,主管《新晚报》副刊的罗孚回忆说,“查良镛当时主编‘下午茶座’副刊,他那时还没有进入武侠时期的金庸,只是对电影有兴趣,他在他主持的‘下午茶座’,设了一个影话专栏,以‘姚馥兰’为笔名,‘姚馥兰’者,Your Friend是也。可以误会为女士,但你的朋友就显示了充分的亲切。这影话的形式,后来也为许多报纸所采用”(罗孚:《当〈新晚报〉创刊时》,香港《文学研究》2006年9月第三期)

“姚馥兰”竟然是时任《大公报》《新晚报》编辑的查良镛的笔名,他最广为人知的笔名是“金庸”,武侠小说家金庸。这其中最出人意表处,应是他写作中贯穿的性别表演:文艺批评当然可以有各类修辞,但查良镛操纵了一种文字展演,如塑造小说人物一般,塑造了作为“作者”的“姚馥兰”及其语境;他虚构了这个女性人物及其日常生活,并将之作为前置叙事,与其电影批评的实质内容做有效的互动,直至在收尾的《江湖儿女》影评中,他的前置叙事与电影内容共同指向了“回到祖国”,达成了交融与强化;一年多的时间,“姚馥兰”宛若女侠般在他笔下长成,她对后继者“林子畅”言之谆谆:要坚持写影话,“要设法使我们的‘影话’是不偏不倚最最公正的”,要多与读者通信,“他们热诚地爱我们,我们也要热诚地爱他们”(姚馥兰:《姚馥兰小姐的信》,《新晚报》1952年8月21日),而后,小舟从此逝,回家了,隐身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。

《江湖儿女》海报

当然,“姚馥兰”是谁这件事,很可能当时就为报界影界的内部人士知晓。何况,接着给《新晚报》写“影话”、给《长城画报》写“特稿”的林子畅仍是查良镛,不过,“子畅影话”直接面对电影和读者,不再有亲朋围绕的日常情境书写,“林子畅”无疑更接近“平生除看电影外无嗜好”(查良镛:《来港前后》,《大公园地》1948年第十九期,12-14页)的查良镛本人。再后来,给《大公报》写“每日影评”的萧子嘉、写“影评”的姚嘉衣还是查良镛;在《长城画报》写“特稿”、在长城公司做编剧和导演的“林欢”又是查良镛,他直接讲起电影故事,塑造出了“绝代佳人”如姬这样的银幕经典女性。多个笔名分阶段、有设定地使用是查良镛影评突出且有趣的特点,报纸编辑工作的需要是他提笔写稿的直接促因,但他对电影的爱好,以及作为报人的灵活与勤勉也毫无疑问。就在查良镛作为“姚嘉衣”写影评、作为“林欢”写电影剧本的同时,在罗孚的推动与鼓励下,从1955年起,他以笔名“金庸”创作和发表武侠小说。

同样是1955年,张爱玲在香港再度涉足电影工作。在这之前,她在香港大学的求学以及远赴日本的求职都不甚顺利,靠在香港美国新闻处做些翻译维生,在那里她结识了宋淇、邝文美夫妇,并与他们成为“最好的朋友”(张爱玲、宋淇、宋邝文美:《张爱玲私语录》,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,2011年,152页)。无论在生活上还是文学创作上,宋淇夫妇都给了张爱玲切实的帮助与影响:这次是她承宋淇之邀进入国际影片发行公司(1956年改组为电影懋业有限公司,简称“电懋”),成为剧本编审委员会委员;而她正式为“电懋”编写电影剧本,则在该年底移居了美国之后——这大概与宋淇在1956年公司改组后出任制片主任,掌管剧本的选取和定夺有关。1957年5月底,张爱玲编剧的电懋影片《情场如战场》上映,这部影片颇为卖座,是她在香江打响编剧名号的开山作。可惜这时的查良镛已经很少写影评了,他的专栏影评见报频率越来越低,几乎就结束在这个5月初。已经在《香港商报》连载武侠小说《射雕英雄传》的金庸,会留意到张爱玲编剧的新片吗?看了又会有何种感受呢?两个月后的7月5日,他发表了署名“姚嘉衣”的最后一篇《大公报》影评《谈旧片的重映》:依然是在国泰戏院,只是所看的“旧片”是国内文化部刚评选出的“1949-1955年优秀影片”,多少有点凑巧的是,他在文中重点谈论的竟又是一部“文华旧片”——《我这一辈子》,它最让他有“温故而知新”之感。

值得补充的,还有前文提到的文华公司老板吴性栽,他因交谊深厚的合作伙伴费穆的去世,从龙马公司撤资,另外投资成立了大地影片公司,其出品的唯一作品是1953年的影片《秋海棠》。秦瘦鸥原著的《秋海棠》是上海“孤岛”时期大受欢迎的长篇通俗小说,费穆导演的同名话剧更使之名声大噪,张爱玲是热烈感应与细究过《秋海棠》的读者与观众,在散文《洋人看京戏及其他》《诗与胡说》里,都忍不住提及,说它“风魔了全上海”,讲它的成功“是有点道理的”。香港大地公司的《秋海棠》一上映,查良镛就用名“萧子嘉”撰写影评,开头写道:

“旧时江南曾相识,今日海外又逢君”。这是《秋海棠》广告中的两句话,对于许多曾在江南住过的人,这两句话是很贴切的。上海的知识分子不知道《秋海棠》的人大概是很少的吧。

“萧子嘉”曾自嘲文字呆板,总“板起面孔”评电影,不如后来的“姚嘉衣”为人“牙擦”,能“家常闲话”地谈电影(萧子嘉:《与姚嘉衣兄一席谈(下)》,《大公报》1953年12月31日),但《秋海棠》在香港的重拍上映,让他如数家珍地说起上海往事,包括主演韦伟昔日在上海舞台上同饰女主角罗湘绮,以及自己当年流连评弹书场,不知听了多少回其中的“罗成叫关”云云,又说起这版电影《秋海棠》剧本好过更早的吕玉堃主演版本,因为“许多对话采自费穆等编的剧本,所以还保存着原剧本中一部分辛酸而芳冽的味道”(萧子嘉:《秋海棠》,《大公报》1953年12月22日)。板正人物丝丝缕缕地情感流露,这句“辛酸而芳冽”形容,令人想起作者以“姚馥兰”身份点评张爱玲的《传奇》,她说它“酸涩中颇有甘味”。如若“姚馥兰”还在香港看《秋海棠》,她又会如何讲述与评说呢?而此刻正在香港、忙于翻译和英文写作的张爱玲,是否瞥见了《秋海棠》那句触目的广告词:“旧时江南曾相识,今日海外又逢君”?

说到这里,始终是围绕着电影,追根溯源,但远兜远转、四顾茫茫地,谈金庸与张爱玲的一点关联;然而,说到底,涉影书写都并非他们人生的创作重心;这点交错,是转折年代与冷战格局里,不同背景的中国人流动与碰撞的瞬间定格,为一些共通的、不绝如缕的“不了情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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